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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内经》论
古者庖牺知天而八卦列，炎帝知地而百草辨，轩辕知人而脏腑别，经络彰，命曰《三坟》，而《内经》其一也。班固《艺文志》曰:《内经》十八卷，《素问》九卷，《灵枢》九卷，乃其数焉。
黄帝临观八极，考建五常，以人生负阴而抱阳:食味而被色，寒暑相荡，喜怒交侵，乃与岐伯、鬼臾区等，上穷天纪，下极地理，远取诸物，近取诸身，更相问难，阐发玄微，垂不朽之宏慈，开生民之寿域。第其理道渊深，文辞古雅，非谙熟精思，鲜有得其解者。
粤考嗣系，如唐之巫咸，周之长桑，秦之和缓，宋之文挚，郑之扁鹊，汉之阳庆、仓公，俱从《内经》分其余绪。至于仲景遗论之撰，玄晏《甲乙》之次，杨上善纂为《太素》，全元起列为《训解》，唐宝应中太仆王冰详为次注，元之滑伯仁摘而为钞，近世马莳有《发微》，鹤皋有吴注，张介宾有《类经》，非不各有发明，但随文训释，而阙疑者十之有五，淆讹者复不少，选其融洽淹通，如印印泥者，卒未之见也。
黄帝谓雷公曰:览观杂学，别异比类，通合道理，其务明之，可以十全。若不能知，为世所怨。又曰:诵而颇能解，解而未能别，别而未能明，明而未能彰，足以治群僚，不足以治候王。张长沙曰:居世之士，曾不留神医术，上疗君亲，下救贫贱，中以保身，但逐荣利，企踵权豪，卒遇非常，身居死地，百年寿命，委付凡流，岂不危哉?玄晏云:人受先人之体，有八尺之躯，而不知医事，此所谓游魂耳!虽有忠孝之心，慈惠之性，君父危困，赤子涂地，无以济之，此圣贤所以精思极论，尽其理也。由经言及二氏之训，思之有不通身汗下，非夫也!
志为司命者，精深儒典，洞彻玄宗，通于性命之故，达于文章之微，广征医籍，博访先知，思维与问学交参，精气与《灵》、《素》相遇，将默通有熊氏于灵兰之室，伯高、少俞，对扬问难，究极义理，以为开导隔垣之视，不足云也。若粗猎其藩，辄以自多，便尔灾木。至道未明，而冀通神运微，印神圣于千古之邈，断不能矣。将盛盛虚虚，而遗人天殃，致邪失正，而绝人长命，长沙、玄晏且绝为罪人，尚欲为鼎湖之勋臣，多见其不知量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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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大家论
古之名流，非各有见地，而同根理要者，则其著述不传，即有传者，未必日星揭之。如仲景张机，守真刘完素，东垣李果，丹溪朱震亨，其所立言，方医林最重，名曰四大家，以其各自成一家言。总之阐《内经》之要旨，发前人之未备，不相摭拾，适相发明也。
仲景著《伤寒》方论，盖以风、寒、暑、、燥、火，六气皆能伤人，惟寒邪为杀厉之气，其伤人更甚耳!且六经传变之难明，阴阳疑似之易惑，用剂少有乖违，杀人速于用刃。故立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所以补《内经》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然所论疗，皆冬月之正伤寒，若夫至春变为温病，至夏变为热病，俱未之及也。后人不解其意，乃以冬月伤寒之方通治春夏温热之证，有不天枉者几希矣。故守真氏出始穷春温夏热之变，而谓六经传变，自浅至深，皆是热症，非有阴寒。盖就温热立言，即《内经》所谓必先岁气，毋伐天和，五运六气之旨，补仲景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伤寒虽繁剧之症，仲景倡论于前，守真补遗于后，无漏义矣。
独内伤与外感相类，而治法悬殊，东垣起而详为之辨。如外感则人迎脉大;内伤则气口脉大。外感恶寒虽近烈火不除;内伤恶寒，得就温暖即解。外感鼻气不利;内伤口不知味。外感邪气有余，故发言壮厉;内伤元气不足，故出言懒怯。外感头痛，常痛不休;内伤头痛，时作时止。外感手背热;内伤手心热。于内伤之中，又分饮食伤为有余，治之以积术丸;劳倦伤为不足，治之以补中益气汤。此即《内经》饮食劳倦之义，又补张、刘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及丹溪出，发明阴虚发热，亦名内伤，而治法又别。阳常有余，阴常不足，真水少衰，壮火上亢，以黄柏、知母偕四物而理之。此亦阐《内经》之要旨，补东垣之未备，而成一家言者也。内伤虽深危之症，东垣倡论于前，丹溪补遗于后，无余蕴矣。嗟呼!四先生在当时，于诸病苦，莫不应手取效，捷如桴鼓。读其遗言，考其方法，若有不一者，所谓但补前人之未备，以成一家言，不相摭拾，却相发明，岂有偏见之弊哉?
不善学者，师仲景而过，则偏于峻重;师守真而过，则偏于苦寒;师东垣而过，则偏于升补;师丹溪而过，则偏于清降。譬之侏儒观场，为识者笑。至有谓丹溪殿四家之末后，集诸氏之大成，独师其说以为极至不复考张、刘、李氏之法，不知丹溪但补东垣之未备非全书也。此非丹溪之过，不善学者误丹溪也。盖尝统而论之，仲景治冬令之严寒，故用药多辛温;守真治春夏之温热，故用药多苦寒;东垣以扶脾补气为主，气为阳，主上升，虚者多下陷，故补气药中加升麻、柴胡，升而举之，以象春夏之升;丹溪以补肾养血为急，血为阴，主下降，虚者多上逆，故补血药中加黄柏、知母，敛而降之，以象秋冬之降。使仲景而当春夏，谅不胶于辛热;守真而值隆冬，决不滞于苦寒;东垣而疗火逆断不执于升提;丹溪而治脾虚，当不泥于凉润。故知天时者，许造张、刘之室;达病本者，可登朱、李之堂庶几不以辞害志，而免尽信书之失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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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今元气不同论
善夫!古人有言曰:用古方疗今病，譬之拆旧料改新房，不再经匠氏之手，其可用乎?是有察于古今元气之不同也。尝考五帝之寿，咸逾百岁，三王之后，及百者鲜矣。夫人在气交之中，宛尔一小天地。当天地初开，气化浓密，则受气常强;及其久也，气化渐薄，则受气常弱。故东汉之世，仲景处方，辄以两计;宋元而后，东垣、丹溪，不过钱计而已。岂非深明造化，与时偕行者欤?今去朱李之世，又五百年，元气转薄，乃必然之理。所以抵当、承气，日就减削;补中、归脾，日就增多。临证施治，多事调养，专防克伐;多事温补，痛戒寒凉。此今时治法之变通也。
假令病宜用热，亦当先之以温;病宜用寒，亦当先之以清。纵有积宜消，必须先养胃气;纵有邪宜祛，必须随时逐散，不得过剂，以伤气血。气血者，人之所赖以生者也。气血充盈，则百邪外御，病安从来?气血虚损，则诸邪辐辏，百病丛集。
嗟乎!世人之病,十有九虚。医师之药,百无一补。宁知投药少差,实则即虚,虚者即死,是死于医药,非死于疾病也。古语为之戒曰:病伤犹可疗,药伤最难医。故夫其难其慎,属诸司命。临证之顷,宜加战兢。若执成方,或矜家秘,惟知尽剂,不顾本元,惟知古法,不审时宜,皆读书而过,未窥元会运世之微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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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贵贫贱治病有别论
尝读张子和《儒门事亲》，其所用药，惟大攻大伐，其于病也，所在神奇。又读薛立斋十六种，其所用药惟大温大补，其于病也，亦所在神奇。何两公之用药相反，而收效若一耶?此其说在《内经·征四失论》曰:不适贫富贵贱之居，坐之薄厚，形之寒温，不适饮食之宜，不别人之勇怯，不知比类，足以自乱，不足以自明。大抵富贵之人多劳心，贫贱之人多劳力。富贵者梁自奉，贫贱者藜藿苟充。富贵者曲房广厦，贫贱者陋巷茅茨。劳心则中虚而筋柔骨脆，劳力则中实而骨劲筋强。膏粱自奉者脏腑恒娇，藜藿苟充者脏腑恒固。曲房广厦者，玄府疏而六淫易客;茅茨陋巷者，腠理密而外邪难干。故富贵之疾，宜于补正;贫贱之疾，利于攻邪。易而为治，比之操刃。子和所疗多贫贱，故任受攻;立斋所疗多富贵，故任受补。子和一生岂无补剂成功，立斋一生宁无攻剂获效?但著书立言则不之及耳!有谓子和北方宜然，立斋南方宜尔，尚属边见。虽然贫贱之家亦有宜补，但攻多而补少;富贵之家亦有宜攻，但攻少而补多。是又当以方宜为辨，禀受为别，老壮为衡，虚实为度，不得胶于居养一途，而概为施治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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肾为先天本脾为后天本论
经曰:治病必求于本。本之为言，根也，源也。世未有无源之流，无根之木。澄其源而流自清，灌其根而枝乃茂，自然之经也。故善为医者，必责根本。而本有先天、后天之辨。先天之本在肾，肾应北方之水，水为天一之源。后天之本在脾，脾为中宫之土，土为万物之母。
肾何以为先天之本?盖婴儿未成，先结胞胎，其象中空，一茎透起，形如莲蕊。一茎即脐带，莲蕊即两肾也，而命寓焉。水生木而后肝成，木生火而后心成，火生土而后脾成，土生金而后肺成。五脏既成，六腑随之，四肢乃具，百骸乃全。《仙经》曰:借问如何是玄牝?婴儿初生先两肾。未有此身，先有两肾，故肾为脏腑之本，十二经脉之根，呼吸之门，三焦之源，而人资之以为始者也。故曰先天之本在肾。脾何以为后天之本?盖婴儿既生，一日不再食则饥，七日不食，则肠胃涸绝而死。经云:安谷则昌，绝谷则亡。犹兵家之饷道也。饷道一绝，万众立散;胃气一败，百药难施。一有此身，必资谷气。谷人于胃，洒陈于六腑而气至，和调于五脏而血生，而人资之以为生者也。故曰后天之本在脾。
上古圣人见肾为先天之本，故著之脉曰:人之有尺，犹树之有根。枝叶虽枯稿，根本将自生。见脾胃为后天之本，故著之脉曰:有胃气则生，无胃气则死。所以伤寒必诊太溪，以察肾气之盛衰;必诊冲阳，以察胃气之有无。两脉既在，他脉立可弗问也。治先天根本，则有水火之分。水不足者，用六味丸壮水之主，以制阳光;火不足者，用八味丸益火之源，以消阴。治后天根本，则有饮食、劳倦之分。饮食伤者，术丸主之:劳倦伤者，补中益气主之。每见立斋治症，多用前方，不知者妄议其偏，惟明于求本之说，而后可以窥立斋之微耳。王应震曰:见痰休治痰，见血休治血，无汗不发汗，有热莫攻热，喘生毋耗气，精遗勿涩泄，明得个中趣，方是医中杰。此真知本之言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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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火阴阳论
天地造化之机,水火而已矣。宜平不宜偏,宜交不宜分。火性炎上,故宜使之下;水性就下,故宜使之上。水上火下,名之曰交。交则为既济,不交则为未济。交者生之象,不交者死之象也。故太早物不生,火偏盛也;太涝物亦不生,水偏盛也。煦之以阳光,濡之以雨露,水火和平,物将蕃滋,自然之理也。人身之水火,即阴阳也,即气血也。无阳则阴无以生,无阴则阳无以化。然物不生于阴而生于阳,譬如春夏生而秋冬杀也。又如向日之草术易荣,潜阴之花卉善萎也。故气血俱要,而补气在补血之先;阴阳并需,而养阳在滋阴之上。是非昂火而抑水，不如是不得其平也。此其义即天尊地卑，夫倡妇随之旨也若同天于地,夷夫于妇,反不得其平矣。又如雨旸均以生物,晴阳之日常多,阴晦之时常少也。俗医未克见此，而汲汲于滋阴,战战于温补,亦知秋冬之气,非所以生万物者乎?何不以天地之阴阳通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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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失人情论
尝读《内经》至《方盛衰论》，而殿之曰:“不失人情”。未尝不瞿然起，喟然叹轩岐之人人深也。夫不失人情，医家所甚亟，然戛戛乎难之矣。大约人情之类有三:一曰病人之情，二日旁人之情，三曰医人之情。所谓病人之情者，五脏各有所偏，七情各有所胜阳脏者宜凉，阴脏者宜热;耐毒者缓剂无功，不耐毒者峻剂有害。此脏气之不同也。动静各有欣厌，饮食各有爱憎;性好吉者危言见非，意多忧者慰安云伪;未信者忠告难行，善疑者深言则忌。此好恶之不同也。富者多任性而禁戒勿遵，贵者多自尊而骄恣悖理。此交际之不同也。贫者衣食不周，况乎药饵?贱者焦劳不适，怀抱可知。此调治之不同也。有良言甫信，谬说更新，多歧亡羊，终成画饼。此无主之为害也。有最畏出奇，惟求稳当，车薪杯水，难免败亡。此过慎之为害也。有境缘不偶，营求未遂，深情牵挂，良药难医。此得失之为害也。有性急者遭迟病，更医而致杂投，有性缓者遭急病，濡滞而成难挽。此缓急之为害也。有参术沾唇惧补，心先痞塞，硝黄入口畏攻，神即飘扬。此成心之为害也。有讳疾不言，有隐情难告，甚而故隐病状，试医以脉。不知自古神圣，未有舍望、闻、问，而独凭一脉者。且如气口脉盛，则知伤食，至于何日受伤，所伤何物，岂能以脉知哉?此皆病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
所谓旁人之情者，或执有据之论，而病情未必相符;或兴无本之言，而医理何曾梦见?或操是非之柄:同我者是之，异已者非之，而真是真非莫辨;或执肤浅之见，头痛者救头，脚痛者救脚，而孰本孰标谁知?或尊贵执言难抗，或密戚偏见难回。又若荐医，动关生死。有意气之私厚而荐者，有庸浅之偶效而荐者，有信其利口而荐者，有贪其酬报而荐者，甚至熏莸不辨，妄肆品评，誉之则跖可为舜，毁之则凤可作鸮。致怀奇之士，拂衣而去;使深危之病，坐而待亡。此皆旁人之情，不可不察者也。
所谓医人之情者,或巧语诳人,或甘言悦听,或强辩相欺,或危言相恐。此便佞之流也。或结纳亲知,或修好仆,或求营上荐,或不邀自赴。此阿谄之流也。有腹无藏墨,诡言神授,目不识丁,假托秘传。此欺诈之流也。有望、闻、问、切,漫不关心,枳、朴、归、芩,到手便撮,妄谓人愚我明,人生我熟。此孟浪之流也。有妒性成,排挤为事,阳若同心,阴为浸润,是非颠倒,朱紫混淆。此谗妒之流也。有贪得无知,轻忽人命。如病在危疑,良医难必,极其详慎,犹冀回春;若辈贪功,妄轻投剂,至于败坏,嫁谤自文。此贪幸之流也。有意见各持,异同不决,曲高者和寡，道高者谤多。一齐之傅几何?众楚之易乱。此庸浅之流也。有素所相知,苟且图功;有素不相识,偶延辨症,病家既不识医,则倏赵倏钱,医家莫肯任怨,则惟芩惟梗。或延医众多,互为观望;或利害攸系,彼此避嫌。惟求免怨诚然得矣;坐失机宜,谁之咎乎?此由知医不真,而任医不专也。
凡若此者，孰非人情?而人情之详，尚多难尽。圣人以不失人情为戒，欲令学者思之慎之，勿为陋习所中耳。虽然，必期不失，未免迁就。但迁就即碍于病情不迁就又碍于人情，有必不可迁就之病情，而复有不得不迁就之人情，且奈之何哉?故曰:戛戛乎难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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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似之症须辨论
天下皆轻谈医，医者辄以长自许。一旦临疑似之症，若处云雾，不辨东西，几微之间，瞬眼生杀矣。夫虚者补之，实者泻之，寒者温之，热者清之，虽在庸浅，当不大谬。至如至实有赢状，误补益疾;至虚有盛候，反泻含冤。阴症似乎阳，清之必毙;阳症似乎阴温之转伤。当斯时也，非察于天地阴阳之故，气运经脉之微，鲜不误者。盖积聚在中，实也。甚则嘿嘿不欲语，肢体不欲动，或眩晕昏花。或泄泻不实，皆大实有羸状也。正如食而过饱，反倦怠嗜卧也。脾胃损伤，虚也。甚则胀满而食不得人，气不得舒，便不得利，皆至虚者有盛候也。正如饥而过时，反不思食也。脾肾虚寒，真阴症也。阴盛之极，往往格阳，面目红赤，口舌裂破，手扬足掷，语言错妄，有似乎阳也。正如严冬惨肃，而水泽腹坚，坚为阳刚之象也。邪热未解，真阳症也。阳盛之极，往往发厥。厥则口鼻无气，手足逆冷，有似乎阴也。正如盛夏炎灼，而林木流津，津为阴柔之象也。诸凡疑似之症，不可更仆数。一隅三反，是有望乎智者。大抵症既不足凭，当参之脉理;脉又不足凭，当取之沉候。彼假症之发现，皆在表也，故浮取脉而脉亦假焉;真症之隐伏，皆在里也，故沉候脉而脉可辨耳。脉辨已真，犹未敢恃。更察禀之厚薄，症之久新，医之误否，夫然后济以汤丸，可以十全。使诸疑似之症，濒于死而复生之，何莫非仁人君子之遗泽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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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须知《内经》之法论
用药之难，非顺用之难，逆用之难也;非逆用之难，逆用而与病情恰当之难也。今之医师，知以寒治热，以热治寒，以通治塞，以塞治通;热者热之无遗寒者寒之无遗而已矣。独不闻诸经曰:塞因塞用，通因通用，寒因热用，热因寒用，用热远热，用寒远寒。则又何以说也?盖塞因塞用者，若脾虚作胀，治以参术，脾得补而胀自消也。通因通用者，若伤寒夹热下利，或中有燥屎，用调胃承气汤下之乃安;下不休用芍药汤通之而愈也。寒因热用者，药本寒也，而反佐之以热;热因寒用者，药本热也，而反佐之以寒。俾无拒格之患，所谓必先其所主，而伏其所因也。用热远热，用寒远寒者，如寒病宜投热药，热病宜投寒药，仅使中病而已，勿过用焉，过用则反为药伤矣。
如前诸法，非通达者，乌足以语此?故曰:病无常形，医无常方，药无常品。顺逆进退，存乎其时;神圣工巧，存乎其人;君臣佐使，存乎其用。此长桑、卢扁能斡旋造化之偏，而嘘其枯萎;仲景、东垣诸君子之方，所向神奇，为世司命，岂偶然也者?彼庸夫俗子心不存救济之思，目不阅轩岐之典，规尺寸之利以自肥，因而伤残于世比比也。嗟乎!安得读万卷夹灵奇者，与之商医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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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性合四时论
尝论学者，不极天人之奥，不窥性命之元，辄开口言医，何怪乎其以人为试乎?寒热温凉，一匕之谬，覆水难收。始犹疗病，继则疗药，疗药之不能，而病尚可问哉?请以四时之气为喻。四时者，春温、夏热、秋凉、冬寒而已。故药性之温者，于时为春，所以生万物者也;药性之热者，于时为夏，所以长万物者也;药性之凉者，于时为秋，所以肃万物者也;药性之寒者，于时为冬，所以杀万物者也。夫元气不足者，须以甘温之剂补之，如阳春一至，生机勃勃也。元气不足而至于过极者，所谓大虚必夹寒，须以辛热之剂补之，如时际炎蒸，生气畅遂也。热气有余者，须以甘凉之剂清之，如秋凉一至，溽燔如失也。邪气盛满而至于过极者，所谓高者抑之，须以苦寒之剂泻之，如时值隆冬，阳气潜藏也。故凡温热之剂，均以补虚;凉寒之剂，均以泻实大抵元气既虚，但有秋冬肃杀之气，独少春夏生长之机，然虚则不免于热，医者但见有热，便以凉寒之剂投之，是病方肃杀，而医复肃杀之矣!其能久乎?此无他，未察于虚实之故耳。独不闻丹溪有云:实火可泻芩连之属;虚火可补，参芪之属。但知有火而不分虚实，投治一差，何异于人井之人，而又下之石乎?丹溪主于补阴者也，而犹以参芪补虚人之火，人亦可以断然无疑矣。
今天下喜用寒凉，畏投温热，其故有二:一者守丹溪阳常有余之说，河间有寒无热之论耳。致《求正录》云:刘、朱之言不息，则轩、岐之泽不彰，诚斯道之大魔，亦生民之厄运也。其言未免过激，然补偏救弊，为后学顶门下针，良有深心也。一者以寒凉之剂，即有差误，人多未觉，如阴柔小人在朝廷之上，国祚已移，犹善弥缝。温热之剂，稍有不当，其非易见，如阳明君子，苟有过则人皆见之。致近代有激之言曰:吾为俗医计，与其用寒凉而误，彼此不知，杀人必多;不如用温热而误，彼此具见，尚可改图。斯言虽近于谩骂，实则照妖之明鉴也。
余考之《内经》曰:阴阳之要，阳密乃固。此言阳密则阴亦固，而所重在阳也。又曰:阳气者，若天与日，失其所则折寿而不彰，故天运当以日光明。此言天之运，人之命，俱以阳为本也。《仙经》云:阴气一分不尽则不仙，阳气一分不尽则不死。岂非阳主生，阴主死欤?伏羲作《易》，首制一画，此元阳之祖也。文王衍《易》六十四卦，皆以阳喻君子，阴喻小人，此言阳之德也。乾之象曰:大哉乾元，万物资始。此言阳为发育之首也。坤之初六曰:履霜坚冰至。此言阴长宜忧也。自古圣人，莫不喜阳而恶阴，今天下用药者反是，是欲使秋冬作生长之令，春夏为肃杀之时乎?则亦不思夫天人之故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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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癸同源论
古称乙癸同源，肾肝同治，其说为何?盖火分君相，君火者，居乎上而主静;相火者，处乎下而主动。君火惟一，心主是也;相火有二，乃肾与肝。肾应北方壬癸，于卦为坎，于象为龙，龙潜海底，龙起而火随之。肝应东方甲乙，于卦为震，于象为雷，雷藏泽中，雷起而火随之。泽也，海也，莫非水也，莫非下也。故曰:乙癸同源。东方之木，无虚不可补，补肾即所以补肝;北方之水，无实不可泻，泻肝即所以泻肾。至乎春升，龙不现则雷无声，及其秋降，雷未收则龙不藏。但使龙归海底，必无迅发之雷;但使雷藏泽中，必无飞腾之龙。故曰:肾肝同治。
余于是而申其说焉:东方者，天地之春也，勾萌甲坼，气满乾坤。在人为怒，怒则气上而居七情之升;在天为风，风则气鼓而为百病之长。怒而补之，将逆而有壅绝之忧;风而补之，将满而有胀闷之患矣。北方者，天地之冬也，草黄木落，六宇萧条。在人为恐，恐则气下而居七情之降;在天为寒，寒则气惨而为万象之衰。恐而泻之，将怯而有颠仆之虞;寒而泻之，将空而有竭之害矣。然木既无虚，又言补肝者，肝气不可犯，肝血自当养也。血不足者濡之，水之属也，壮水之源，木赖以荣。水既无实，又言泻肾者，肾阴不可亏，而肾气不可亢也。气有余者伐之，木之属也，伐木之干，水赖以安。夫一补一泻，气血攸分;即泻即补，水木同府总之，相火易上，身中所苦，泻木所以降气，补水所以制火，气即火，火即气，同物而异名也。故知气有余便是火者，愈知乙癸同源之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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辨治大法论
病不辨则无以治，治不辨则无以痊。辨之之法，阴阳、寒热、脏腑、气血、表里、标本先后、虚实缓急七者而已。
阴阳者，病在于阴，毋犯其阳;病在于阳，毋犯其阴。谓阴血为病，不犯阳气之药，阳旺则阴转亏也;阳气为病，不犯阴血之药，阴盛则阳转败也。
寒热者，热病当察其源，实则泻以苦寒、咸寒;则治以甘寒、酸寒;大虚则用甘温，盖甘温能除大热也。寒病当察其源，外寒则辛热、辛温以散之;中寒则甘温以益之;大寒则辛热以佐之也。
脏腑者，经曰:五脏者，藏精而不泻者也。故有补无泻者，其常也。受邪则泻其邪，非泻脏也。六腑者，传导化物糟粕者也，邪客者可攻，中病即已，毋过用也。
气血者，气实则宜降、宜清;气虚则宜温、宜补血虚则热，补心、肝、脾、肾，兼以清凉;血实则瘀轻者消之，重者行之。更有因气病而及血者，先治其气;因血病而及气者，先治其血。
表里者，病在于表，毋攻其里，恐表邪乘虚陷入于里也;病在于里，毋虚其表，恐汗多亡阳也。
标本先后者，受病为本，见证为标;五虚为本，五邪为标。如腹胀因于湿者，其来必速，当利水除湿，则胀自止。是标急于本，先治其标;若因脾虚渐成胀满，夜剧昼静，当补脾阴，夜静昼剧，当补胃阳，是本急于标，先治其本。
虚实者，虚证如家贫室内空虚，铢铢累积，非旦夕间事，故无速法;实证如寇盗在家，开门急逐，贼去即安，故无缓法。
以上诸法,举一为例,余可类推,皆道其常也。或症有变端,法无一致,是在圆机者神而明之。书家有言曰:学书先定规矩,然后纵横跌名,惟变所适。此亦医家之规矩也，若不能纵横跌宕,是守株待免耳,司命云乎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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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欲补泻论
夫五脏之苦欲补泻，乃用药第一义也，不明乎此，不足以言医。如肝苦急，急食甘以缓之，肝为将军之官，其性猛锐，急则有摧折之意，用甘草以缓之，即宽解慰安之义也。肝欲散，急食辛以散之。扶苏条达，木之象也，用川芎之辛以散之，解其束缚也。以辛补之，辛虽主散，遂其所欲，即名为补。以辛泻之，如太过则制之，毋使逾分，酸可以收，芍药之属。虚则补之，陈皮、生姜之属。
心苦缓,急食酸以收之,缓者和调之义。心君本和,热邪干之则躁急,故须芒硝之咸寒,除其邪热,缓其躁急也。以威补之,泽泻导心气以人肾。以甘泻之,烦劳则虚而心热,参、芪之甘温益元气,而虚热自退,故名为泻。虚则补之,心以下交于肾为补,炒盐之咸以润下,使下交于肾,既济之道也。
脾苦湿，急食苦以燥之，脾为仓廪之官，属土喜燥，湿则不能健运，白术之燥，遂其性之所喜也。脾欲缓，急食甘以缓之，稼穑作甘，甘生缓，是其本性也。以甘补之，脾喜健运，气旺则行，人参是也。以苦泻之，湿土主长夏之令，湿热太过，脾斯困矣，急以黄连之苦泻之。虚则补之。甘草益气，大枣益血，俱甘人脾。
肺苦气上逆，急食苦以泄之，肺为华盖之脏，相傅之官，藏魄而主气者也。气常则顺，气变则逆，逆则违其性矣。宜黄芩苦以泄之。肺欲收，急食酸以收之，肺主上焦，其政敛肃，故喜收，宜白芍药之酸以收之。以辛泻之，金受火制，急食辛以泻之，桑白皮是也。以酸补之，不敛则气无管束，肺失其职矣，宜五味子补之，酸昧遂其收敛，以清肃乎上焦。虚则补之。义见上句。
肾苦燥，急食辛以润之，肾为作强之官，藏精，为水脏，主五液，其性本润，是故恶燥，宜知母之辛以润之。肾欲坚，急食苦以坚之，肾非坚，无以称作强之职，四气遇湿热即软，遇寒冷则坚，五味得咸即软，得苦即坚，故宜黄柏。以苦补之，坚即补也，宜地黄之微苦。虚则补之，藏精之脏，苦固能坚，然非益精，无以为补。宜地黄、山茱英，
夫五脏者，违其性则苦，遂其性则欲。本脏所恶即名为泻;本脏所喜，即名为补。苦欲既明，而五味更当详审。水曰润下，润下作咸;火日炎上，炎上作苦;木曰曲直，曲直作酸;金日从革，从革作辛;土爱稼穑，稼稿作甘。苦者直行而泄，辛者横行而散，酸者束而收敛，咸者止而软坚;甘之一味，可上可下，土位居中而兼五行也;淡之一味，五脏无归，专人太阳而利小便也。善用药者，不废准绳，亦不囿于准绳。如热应寒疗，投寒而火热反生;寒应热治，进热而沉寒转甚。此茂喜攻增气之害也。治寒有法，当益心阳;治热有权，滋肾水。此求本化源之妙也。益心之阳，寒亦通行;强肾之阴，热之犹可。此变化通神之法也。知此数者，其于苦欲补泻，无胶固之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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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方智圆心小胆大论
孙思邈之祝医者曰:行欲方而智欲圆，心欲小而胆欲大。嗟乎!医之神良，尽于此矣。宅心醇谨，举动安和，言无轻吐，目无乱观，忌心勿起，贪念罔生，毋忽贫贱，毋惮疲劳，检医典而精求，对疾苦而悲悯，如是者谓之行方。禀赋有厚薄，年岁有老少，身形有肥瘦，性情有缓急，境地有贵贱，风气有柔强，天时有寒热昼夜有重轻，气色有吉凶，声音有高下，受病有久新，运气有太过、不及，知常知变，能神能明，如是者谓之智圆。望、闻、问、切宜详，补、泻、寒、温须辨，当思人命至重，冥报难逃，一旦差讹，永劫莫忏，乌容不慎!如是者谓之心小。补即补而泻即泻，热斯热而寒斯寒，抵当、承气，时用回春;姜、附、理中，恒投起死，析理详明，勿持两可，如是者谓之胆大。四者似分而实合也。世未有详谨之士，执成法以伤人;灵变之人，败名节以损已;行方者智必圆也。心小则惟惧或失，胆大则药如其证，或大攻，或大补，似乎胆大，不知不如是则病不解，是胆大适所以行其小心也。故心小、胆大者合而成智圆;心小、胆大、智圆者，合而成行方也。世皆疑方则有碍乎圆，小则有妨乎大，故表而出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