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问。中西医之争延续了一百余年，尽管中医多次出现险情，岌岌可危，但西医终归没能代替中医，吃掉中医。相反，到了20世纪末，中医的生命力倒有大增之势。如果放开视野，我们会发现，以东方文化为底蕴的中医学不仅向现代医学提出了挑战，而且正在动摇着某些所谓正统的科学观念。
中西医结合引出的问题
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国大陆提倡“中西医结合”“西医学习中医”，还提出过“建立统一的新医学”的口号。半个世纪过去了，应当承认中西医结合取得了不小的成绩。但也必须看到，这主要是在临床治疗方面，如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是卓有成效的实例之一。再如，采取西医诊断，中医配方，以及中药西制等，也是有益的尝试。这些都属临床和技术。而在理论方面却遇到了麻烦。西医讲解剖和化学分析，中医讲阴阳五行和气；西医讲细菌病毒，定位检测，中医讲八纲辨证，审证求因；西医讲药物化学合成，注重分子结构，中医讲天然药物归经，考究气味升沉。无论是以西医解读中医，还是以中医解读西医，都无法沟通。所以“建立统一的新医学”，目前只能是一种浪漫的幻想。
中医与西医相比照，在基础理论上，中医仍然没有脱离古代的传统，而西医则是近现代的产物。而且，西医与现代科学技术有着共同的基础和背景，能够及时地顺利地吸纳其最新成果，不断提高自己的水平。而中医却不能或基本不能。
因此有不少人认为，中西医在学理上不能互相解读的原因在于中医根本不是科学，充其量只是一些经验，而且不是科学认知性质的经验，只能算是一种“文化现象”。依据是，科学只有一个，就是西方科学和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科学。因此，与其相符合的就是科学，不相符合的就不是科学。
两千多年来，中医临床就是在这套理论的指导下，救死扶伤，为中华民族的健康繁衍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时至今日，对于人类的凶恶杀手——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病、艾滋病、糖尿病、肝炎以及其他多种新出现的疑难病、现代病（如城市综合征）等，中医以辨证施治也取得了令人刮目的疗效，表明中医具有高度的普适性和广远的发展前景。试想，如果中医只有经验而没有理论，就不可能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展至今，更不可能对上述众多新出现的难病做出如此快速有效的反应。单就中医独家发现而西医至今莫名其妙的经络而言，对认识人体以至一切生命现象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而依经络理论施行的针灸，对很多西医难治或不治之症可以产生神奇的临床效果，且经济简便，无副作用。这难道是只有“经验”“技术”，没有“科学”“理论”的“文化现象”所能解释的么？
于是问题就出来了，尽管中医学能指导临床，取得疗效，但由于与西医学有本质性的差异，难以与现代科学技术接轨，因而被排除在科学殿堂之外，如果这种做法被视为当然，那么究竟什么是科学？科学作为体系或科学形态有没有多样性？
科学观的误区
科学是人类的认识活动，是“以范畴、定理、定律形式反映现实世界多种现象的本质和运动规律的知识体系。”无数次的临床实践证明，中医学确实以范畴、定理、定律的形式把握了人体生命的某些真理、规律，是普遍的，重复有效的。从这个实际出发，没有理由否认中医学是科学。
那些不承认中医是科学的人们，是被成就辉煌、威震寰宇的西方现代科学蒙住了眼睛，在科学观上陷入了误区。他们把产生于西方的近现代科学当作衡量一切认识的标准，而不是把是否获得了理论形态的真理当作认识的标准，从而犯了从原则出发而不是从实际出发的错误。这样做的结果，将使科学僵化、狭隘化，实际是把西方科学取得的成就变成限制科学发展的锁链。
这里有两个界限应当划清，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的具体形态区别开，一是要把科学和科学方法区别开。就科学的形态而言，从历史上看，有古代、近代、现代之分。不可因为古代科学具有朴素性，就不承认是科学。试想，二百年后再回眸今天，所谓现代科学也不过是小学生的作业而已。关键是，要看它是否具备了科学的基本要素，是不是推进了对世界真实性、规律性的认识，有没有向前发展的生命力。
另外，必须承认科学，包括基础自然科学，有不同的流派，不同的风格，不同的认识取向。世界是复杂的，即使在有限的时空范围内，也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层面性和可能性。这就决定了人类的科学学说可能而且应当产生众多的大大小小的流派和风格。即使在同一学科内，也会产生不同的知识体系。无论是哪一家，无论产生在什么地方，只要它以理论的形式揭示了世界某一方面的本质和规律，就应当承认它属于科学的范畴，而不应当以任何理由加以排斥。
至于科学方法则完全是为科学认识服务的，是从属于科学的。如果以是否采用了某种科学方法来判定是不是科学，那就是本末倒置，以客压主。西方近代以来，物理学和化学取得了巨大成就，于是造成了一种模糊观念，似乎任何科学都必须与近代物理学化学的方法联系在一起。没有采用它们的方法，如控制边界条件的实验方法、数学方法、逻辑方法等，就不是科学。有人甚至由此引申出一系列更加具体的规则、条件和特征，来框定科学，实际上是以某一特殊领域的特殊认识活动来替代或限制所有的认识活动。西方科学哲学中的历史主义学派，如汉森、库恩等人，也否认科学方法规则的绝对性、永恒性，认为构成科学合理性的规则会随时间和文化而改变。
依照关系决定论和辩证哲学，事物的属性取决于事物之间建立何种对立统一关系。事物之间发生什么样的关系，事物就会相应显示什么样的属性。
相对论和量子力学证明，科学的具体形态，包括科学采用的方法和科学认识的结果，归根结底由认识主体和认识客体建立何种耦合关系来决定。由于世界具有无限的多样性、复杂性和可能性，认识对象究竟呈现给人什么性质和特征，与认识主体所应用的概念体系，参照系和认识手段有密切关系。所以，认识主体选取的认识层面不同，主体与客体确立的关系不同，认识主体采用的科学方法就会相应不同，其所产生的知识体系也会有相应不同的形态。
因此，那种认为对同一世界、同一客体只能产生一种形态的科学知识体系的想法是不符合实际的。中西医学既有本质差别，同时又都是关于人身生命的科学知识体系。产生这种“奇异”现象的根源就在这里。
很多人以“科学无国界”为理由，否认在西方科学之外还有别的科学，认为科学只能是一元的。这是个大误会。对“科学无国界”说，应有正确理解：科学可以直接用来发展生产，帮助人们适应和改善自然环境而不涉及民族情感，所以在传播和应用上比较容易被各国各民族接受。而且，你可以研究，我也可以研究。仅此而已。
科学认识的目的是获得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真理，这一点是统一的，不变的。但是，科学认识的走向却受到国家民族文化传统的深刻影响和制约。所谓文化传统包括思维方式、哲学、宗教、伦理、美学等。因此，自然科学从来就离不开人文学术。具有不同文化传统的民族与地域，会造就不同的科学家和形态各异的科学史。中西两种医学体系的并峙分流，就是有力的证明。
科学的两个源，两个流
面对茫茫宇宙，中国人着眼于时间的流动和延续，把对时间的体察看得重于对空间的度量。中国人尊重和热爱生命，推己及物，视天地万物为有生命的存在，视自然界为生命的不断的演育过程。中国人立足于自然的整体。自然整体是生命的基本特征，自然整体和生命的主要存在形式是时间。而时间一维且不可分割，故重视生命和着眼时间又加强了中国人的自然整体观念。中国人很早就认识到生命整体的内部以及生命整体与外部环境之间存在着相需互依、和谐严整的联系。对这些联系的破坏，将意味着生命的完结和时间的中断。因此，中国人推崇天人合一的心境和处事原则，主张人心合于天心，自我融入宇宙，泯除主客对立，反对因人欲的膨胀而损害宇宙生命包括人类自身和人类社会的和谐。对待人和万物，道家提倡“任性”，儒家主张“尽性”，做法虽有不同，但都是希望其天赋本性能够自由、充分、全面地展现。人和万物在同一时间之舟中共存共荣，这是中国人至高的生命伦理观。
自然整体观和广义生命观促使中国人着重事物的功能和关系。功能支配形体，是生命之本。没有了功能就失去了生命，形体也随之散解，所以功能重于形体。而功能又通过一定的关系得以显示，并受关系的制约。由关系组成的结构和结构关系的协调，是维系整体的前提。中国人认为，对于生命的存在和延续最重要的关系是阴阳，阴阳关系最主要的体现是四时和雌雄。在四时、五材（才）和五方的基础上又创立了五行系统，五行的反馈自调机制被视作维持一般整体平衡的功能结构模型。
功能有其承担者，结构关系的实现也有其介质，但它们往往看不见摸不到，它们是无形之虚。然而它们是真实的本根存在，且是决定宇宙生命的关键所在。中国人将它们一律称作“气”，认为事物的自然整体功能反应和各种自然整体关系正是通过“气韵”“气象”而显现出来。事物之间各种自然整体关系的法则称作“数”，对“象”和“数”的研究就成为中国人认识天地万物的切入和关注层面。
中国人有向内的思维趋向。长期以来，通过体验、直觉和自我调控，对心性即精神做了大量研究。心学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学术。它不仅包括道德修养，行气健身，而且涉及人与世界的关系。
这样的思维方式和由此而形成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中国人创建医学和认识其他事物时，偏重综合而不是分析，直觉而不是归纳，取象比类而不是公理推演，自然整体观察而不是封闭性实验。注重研究的是万物的自然生成、演化和持续，而不是其物质构成和在空间中的展开。
因此，中医学最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