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净的玻璃橱窗前，古方古籍默默讲述着中国传统医学的博大精深；一块电子显示屏上，代代传承的医风医德在指尖流淌；一株株“百花馨香、百草甘苦”的植物标本，让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灵动再现。
浙江中医药博物馆（新馆）不足5000平方米的空间内，古今交汇、光影纵横，陈列着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老物件，以及结合现代技术的新展品。在这里，一张药方、一块医匾，抑或是一面花墙，无不勾连出我国中医药事业的璀璨与辉煌。这座校园博物馆，也因此成为浙江中医药大学学子们打卡的新地标。
一座钢筋水泥的现代化建筑，如何让有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医药文化“活”起来？让我们走进这座将古老与现代融合得恰到好处的博物馆一探究竟。
百张处方 融和医理书艺
要把历史讲述得生动好听，向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每件展品都有生命。它们能够共同串联出中国传统医学的历史，体现优秀的传统文化和先辈的深邃思想。”博物馆设计者之一、浙江中医药大学中医文化研究所副所长郑洪说。
在博物馆二楼“浙江医史展厅”内，陈列着100多张前辈名老中医处方。隔着玻璃橱窗，施今墨、恽铁樵、叶熙春、魏长春、马一浮、张宗祥、陆维钊等名医大家的真迹历历在目。细看每一张处方，方寸大小的宣纸上，先辈们用毛笔写就病患姓名、年龄、临床病症、各味药材的分量与开方日期。
在中医药学发展史上，中医处方是中医诊治疾病、遣方用药的原始记录。每一纸处方，都浸润着传统文化的精髓。
涓涓字迹极具美学价值，能看出中医名家们深厚的书法功底；不足百字的方子上，每位病患的病症仅用寥寥数字便能精准描述，也将中医医学造诣展现到了极致；不少中医师开药时严谨细腻，对药材有近乎固执的要求：“丹皮”必须是“粉丹皮”，“白芍”要求用“杭白芍”，“贝母”也只能是“浙贝母”再加上精美的刻板、别具一格的印章落款，每张处方的生命力，就这样透过橱窗，传递到参观者的心间。
博物馆馆藏有100张名老中医处方，都蕴含着极其珍贵的中医学术思想与实践经验，从古至今，一代代中医学子们，跟着古老的处方学习病案，将医技医术传承下去。不久的将来，博物馆的处方展示厅，也将成为中医药大学的中药教学基地。
除了百张手写处方外，还有3张在中国中医药发展史上不得不提的处方被收作馆藏。这是3张1987年的电脑处方，可以说是最早期的“大数据”处方。“20世纪80年代，中医学者们开始一张张整理不同中医名家的纸质处方，将病症、用药录入电脑系统中，希望计算机能在智能学习的基础上，模拟名老中医专家思路，为病人开出处方。”郑洪说。
经历漫长岁月，许多中医药文献散失，许多医药遗址湮灭。浙江中医药博物馆（新馆）借助现代化的光影声息手段，让五千多年的历史“活”了过来。
处方橱窗边上，是一块电子显示屏，由学校学生将处方的内容全部整理成电子文档，只要轻触屏幕，就能轻松查阅所有名医处方；一个针灸铜人陈列在橱窗内，这扇玻璃橱窗同时也是一块半透明的屏幕，将针灸铜人放大，人体穴位和经脉清晰可见；在甲骨文展区内，河南殷墟的古老文字出现在4块电子显示屏上，演变为现代汉语中与医和药相关的文字，再演变为《黄帝内经》等经典著作，中华民族健康思想的脉络渐渐成形。
数块医匾 传播医风医德
中医的魅力，在于源远流长的历史，更在于“大医精诚，止于至善”的境界。
“这座博物馆想要展现的，正是这种医风医德。”浙江中医药大学特聘教授、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朱德明说道。
在博物馆内，一扇“文化之门”引人驻足。然而，这并不是真的门，而是两面挂满古老医匾的墙面。这里存放着清中期金漆龙凤木雕“存仁堂”药号匾、民国金漆花鸟木雕“回生有术”颂医匾以及民国时期浙江金华地区的“利济宏深”颂医匾等。
根据资料记载，医匾兴起于清代，彼时，这些木质的牌匾，一般用于表达病患对医师的感谢，也可用作药房或医疗机构的招牌。在国内的中医药博物馆中，至今较少完整收藏医匾。而在这里，每一块医匾，都是过去几年内，学校师生从全国各地征集而来的，都经过至少5位专家的鉴定，极具收藏价值和教育意义。走到这些医匾前，一曲中国传统医学的颂歌便在耳边荡漾起来。
朱德明指着一块民国金漆花鸟木雕“回生有术”颂医匾说：“收集到这块医匾，是最令学校师生骄傲的。”
这块医匾的获得实属难得。一般情况下，木质医匾经过岁月洗礼，大多褪色、掉漆，唯有这块由于材质精良，至今保存完好。红木色的匾额上，四周用精美的烫金花鸟画镶边，匾额右侧书“刘佩甄如女医师大雅鉴”，左侧百余字，颂扬这位名为刘佩甄如的女医师在危难关头沉着冷静、以高超的医技和精诚之心援救难产产妇，最终让母女平安的故事，字里行间，蕴含着病患家属极其深厚的感恩之情。
这块医匾还特定请了当地名家李炳堃书写。在朱德明看来，如此精美的匾额体现了当时社会对医风医德的崇尚。以前的医师，会将这些颂医匾挂于墙上，时刻勉励自己救死扶伤、仁心仁术。
这些医匾留至今天，悬挂于博物馆的白墙之上，既是对中医药文物的保护，也在用古老的故事激励医学生们传承先辈的精神，同时呼吁人们尊医爱医。
行走在博物馆“中国医史展厅”中，中国传统医学的精神内核无处不在。在中医古籍区，一页页泛黄的纸张，都是先辈们品尝百草、潜心钻研的结晶。
一本《苏沈良方》，收录着北宋时期颇有疗效的医药良方，内容涵盖中医外科、妇科、骨伤科等。浙江中医大家严用和所著《济生方》则记录了上百病种药方，这些药方大多流传至今，造福后代。
展厅内，这些老物件被有序摆放，还串联着中医药发展史上不少弥足珍贵的片段——《平江图》拓片是一张城市平面图，纵横阡陌之间出现了“医院”和“惠民局”，这是早期的医疗卫生管理机构；行至汉、唐时期展览部分，可以一窥中医在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的传播史，这也是中医走出去的最早记载。
一面花墙 铭记百味甘苦
如何让传统的中医药文化走出深闺，走入老百姓的心间？博物馆是一座桥梁。
走到三楼“中药馆”，迎面所见是一面五彩斑斓的花墙，取名“花药馨香”，由100多种药用植物的花卉标本组成。“中医药材都来自自然界，100多种花均可入药。”郑洪说，比如榆叶梅能够疏肝理气，洋桔梗的根能够止咳，曼陀罗花在古代甚至被用于麻醉。
花开花谢，不仅是美的享受，更蕴含了生机与希望。根据记载，我国发现花卉的药用功能并加以应用有悠久历史，最早的药学专著《神农本草经》记载了菊花、牡丹、芍药、旋复花、合欢、款冬花等多种花卉植物的功效。清代浙江药学家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首次将花类药物单独列为一类。
“把一面花墙展示在这里，是为了让参观者对中药的印象不止停留在‘苦味’上。”说到这里，岭南人郑洪感悟颇深，在广东，人们有吃木棉花、鸡蛋花的传统。“可以说，中华菜系中，日常的烹饪方式也深受中医药学的影响。”郑洪说，因此“中药馆”里，还专门设置了一个药食同源专区，在这里，人们透过一盘盘模拟菜肴，能够将传统医学与生活紧密相连。
从花墙开始，整个“中药馆”展厅内，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一应俱全——直径达105厘米的灵芝，生长脉络和纹理清晰可见；高约180厘米、宽约120厘米的特大肉桂皮标本香气馥郁。走遍展厅，如同置身大自然，记住了百味甘苦，体会到“天人合一”。
“我国多样化的生态环境孕育了丰富道地的药材资源。中药作为中医临床防病治病的主要手段，具有坚实的临床基础、确切的临床疗效和系统的用药理论。”郑洪说，数千年来，先辈在中医理论指导下，充分发掘和利用自然资源，创造和发展了具有独特的理论体系和应用形式的中药学。今天，我们要做的，就是如何继承和弘扬中医药文化。浙江中医药博物馆正是普及中医药知识的重要平台，它的展品展陈经过了精心的安排，可以让人们全方位感受中医药文化历久弥新的魅力。
（转载自浙江新闻客户端，作者陈宁 赵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