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全国蔓延，多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先后启动了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世界卫生组织宣布，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疫情发生后，关于应对突发疫情的城市规划和空间资源配置，引发了学界、业界的热烈讨论。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跟随同济大学副校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德国科学工程院院士、瑞典皇家工程科学院院士吴志强，从城市生命视角下的空间本质，疫情冲击下的城市治理考验、城市治理能力、回归城市家园等层面，去了解重大疫情下的空间问题。
吴志强院士从"城市疫情与城市规划、空间-时间-资源转换、防疫领域中的城市规划作为、疫情冲击下的城市治理考验、城市治理能力回归城市家园"等五个层面综合剖析了重大疫情下的空间问题。
专家演讲现场音频
一、城市疫情与城市规划
现代城市规划起源于公共卫生管理，现代公共卫生也始终关注于城市规划。城市是一个人造生命体。现代规划不仅仅要关注人的健康，也要关注城市生命的健康。城市冲击应对是城市生命成长的重要动力，城市生命一直处在不断的冲击过程之中，通过不断反应、反思、学习和提升，对未来可能的冲击获得免疫力，实现城市生命的迭代，才能发展成高级的生命体。
1832年，伦敦内城密度太高，发生了群居现象。大量农民集聚到城市里。因为几家共用一个窗户，衣服晾晒空间不够，人们就发明了竖向晾衣服。当时英国爆发了一场瘟疫，伦敦死亡人数是整个英国死亡人数的一半以上，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个场景。1849年，瘟疫再次爆发，10天之内伦敦死亡了500多人。正是大都市的瘟疫频繁发生，必须对城市空间做规划设计，现代城市规划诞生，直接源自于应对现代都市的疫情。
现代城市规划和城市公共卫生学同源同根。1850年，大家对细菌还不是很熟悉，所谓的"瘟气说"催生了《公共卫生法》。1880年，公共城市卫生一方面向科学拓展，诞生了免疫学。同时在宏观城市空间上拓展，催生了现代城市规划的基本理念，结合社会治理改良的理想，形成的城市规划最初的体系。当时有一本非常重要的书叫《田园城市》，书里写到，空间密度和面积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超过后一定是用田园来解决。城市不能无限制扩张，那么这个空间到底多大呢？人在城市里面走15分钟，就应该到自然当中去，这就是空间的限定。只有空间限定了以后，城市更加卫生，才能保护市民的健康安全。
再往后，统计学的大量导入运用，又一次把公共卫生与城市规划链接起来，发现了更多的关联关系和内在规律。1980年代生态学再一次把公共卫生和防疫与城市生态空间、城市生命结合成为一个整体，1990年代后城市研究中整体观成为主导。进入新世纪，大数据、人工智能和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信息技术支撑并打通了病毒学、公共卫生、城市流动、城市形态设计和城市区域规划之间的内在联系，对当今的城市规划设计也产生了重大推动。研究城市规划也好，城市公共卫生学也好，都是为了城市的健康，共同联手抵御城市的外部疫情和环境安全冲击。
今天，城市治理学和人工智能为领雁的大智移云链信息技术支撑了城市规划的空间研究。我们过去一说城市都是桥、道路、建筑，现在都精确到个人；过去城市研究只有年鉴支撑，现在时间单位到了小时和分钟；过去只能看见固化的形态，现在看到了流动的轨迹。
我们对城市的认识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机械时代，人们认为城市像台机器：只有居住、生产、游憩，加上交通。70年代后，我们开始认识到，城市不仅仅是一台机器，城市是一个有机体，不能把它分裂为工作区和休息区。现在我们说城市不仅仅是有机体，还是一个生命体。在世博上推出了一个新的词叫"City-Being 城市生命"，城市像生命一样在运行，主动地自我学习，自我迭代。世界对城市未来有了新的认识。
城市就是在不断的冲击下，其生命不断成长，我们对城市的认识也在不断成长，从机械到有机，再到生命。这个城市生命也有低级和高级的演进，让城市不断学习发展，它不仅仅是一个生命体，以人为本还可以成为智能的高级生命体。城市生命一直处在不断的外部冲击过程中，通过不断的反应、反思、学习，实现城市生命的迭代，从一个低级的机器，到高级一点的有机体，再到生命体，现在走向智慧的生命体。
二、城市"以空间换时间"，实现防疫资源调配
城市生命视角下重大疫情空间问题的本质，是城市空间面对重大冲击的应对能力。城市通过"以空间换取时间"，来完成防疫资源的调配。用空间如何置换时间，时间如何置换最最宝贵的城市公共卫生资源？
结合我们的防疫经验，应急医疗空间资源换防疫时间，我们可以设置定点医院为核心的应急医疗空间体系，具备弹性的大型公共空间的储备，隔离观察点以及分级分类诊疗制度在空间上的预设。
首先，结合各个地方的不同医疗资源水平，对具有改造潜力的公共设施和公共空间，对其数量、规模、空间分布及周边环境情况等进行充分评估，并综合评价其改造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形成一套防疫目标明确、防控路径明晰、防范措施精准的应急医疗空间体系。
其次，在应急医疗空间的启用时序上，我们应优先征用规划中储备的平战兼用的大型公共空间：1）大型体育场馆、会展建筑，2）仓储物流建筑、工业厂房，3）疗养院、独立学院，4）有大型公共空间的办公建筑，5）最后是学校独立体育设施。这是城市规划平时非常重要的隐性工作，必须有全市分布的统筹、容量的布局、通道的设计和灾难中的安全隔离规划。城市就是在不断冲击当中，不断提升自己的能级，城市规划也是在这中间不断的提升自己学科的提升。
第三，针对方舱医院紧急措施，在城市规划中有三道工作必须在空间上落实。一是在城市生态空间规划中，在绿地、绿岛、绿廊系统中的隐形选址和布局安排；二是在生态系统中的健身自行车慢性道路的主干线，在道路建设中的可转型性能的标准预设。这可能在主干线建设标准时候，有些领导会不理解，因为提到了一部分建设费用，但这是生命的代价，规划师此时需要坚忍不拔地坚持，这些道路会对建方舱医院赢得质量和时间。三是方舱医院的医护指挥人员的支撑部分，这项特别容易在规划建设的空间安排中被忽视，但又是至关重要。
第四，应对密切接触者和疑似患者，治愈出院后的患者进行隔离观察，为定点医院与方舱医院赢得缓冲时间。此外，建立整个城市的分级分类诊疗制度非常重要，提升基层医疗机构服务能效，可以避免大规模集聚的感染，分担医院门诊压力。
最后，纵观全球的城市防疫抗疫空间，还是要回到市民的基本居住状况。发达城市和不发达城市的居住条件是完全不同的，贫民窟的居住隔离与发达城市的人均单间，甚至单套隔离条件完全不可同日而语。疫情面前，空间在这个底部家庭居住层面，就是直接可以直接换取生命的。大家看看德国的死亡人数。
三、城市规划在城市防疫领域的作为
在疫情中的城市规划的介入，解决防疫实操的空间问题。此外，我们可以通过疫情空间呈现、疫情全球市别观察、市域观察等进行疫情智能诊断，获取全球疫情实时状态、全球疫情动态数据和世界卫生组织在内的全球权威机构报告；也可以进行疫情的智能模拟，实现疫情空间预测，和城市间流行病传染的空间轨迹关联，可惜这方面的人才我们储备的还太少了。80年代，我在德国留学时同办公室同事的女朋友就是专门研究流行病在城内和城际空间轨迹的。
防疫中的城市规划可以做些什么？防疫包含三个学科体系，微观病毒学研究，这是城市规划特别难支撑的部分。而传染病学理和公共卫生学却和城市规划紧密相关。通过大数据分析可以看出，传染情况和城市公共商业中心、城市轨道、城市的道路网非常相关。这就是我们在城市研究中间的第一块显现，首先进行疫情呈现，把隐藏的东西显现出来，看出和空间什么关系，和道路什么关系，和各种城市功能什么关系。在组织抗疫过程中，城市规划是有作为的。
通过大数据进行分析预测发现，社区管理极其重要，这是更加精准的防御空间。社区的治理，是整个防疫中间的关键之关键。做好社区，做好社区的品质，做好社区的保障，这才是真正的人文关怀。
通过积累数据，进行智能分析，我们不断深度学习，挖掘规律，再推演未来的城市规划，不断地循环，让城市不断智慧起来。城市的过程是不断智慧的过程、不断成熟的过程。
四、疫情冲击下的城市治理能力考验
城市家园的治理能力决定城市的生命力。城市无大小之争，城市规模可大可小，关键在于它的治理能力高低。治理能力高低在当今世界极为重要。城市治理的底线是安全、防御灾害、保障生命，上线是激发保护城市的创新力，整个城市的创新活力，而中线就是老百姓便捷和幸福生活。
城市在受到外来冲击时，要有辨别能力，要对外部的物质和能量有辩证的态度，不是所有外部要素冲击都是没有营养的，甚至认为是有害的。城市在发展的不同生命阶段，必须有外来要素传入，如理念、思想、技术、资金、人才、能源和物质等，但这些正外部要素在传入时，并不是每个城市都有能力接受，只有具备良好且适合的受体空间的城市才可以承载。而不能接受外来要素进入封闭时期，城市的生命力就开始衰竭。比如现在有些城市有慢性病，就是因为切断了对外联系的窗口。可以说，外来要素是城市生命的必要前提。
城市也有大量外部负要素传入，这时就要看城市生命体能否判断，并很好地抵制这些负外部冲击。好的城市可以很好地承载正能量要素，也可以抵御负外部要素。城市治理能力强：第一是要会敏锐感知；第二要能辨别好坏；第三要能够快速反应，甚至是早做好大量空间的预案进行准备。城市在面对病毒等这些灾害的时候，要辨别、快速抵抗、提高对外部冲击的韧性。第四是获取免疫力，在受冲击中思考学习，在灾难后落实提升治理能力。可惜世界上的城市不是都能达到第四步的。大多数可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的城市，只有一部分城市智商提升很快，获得不同的免疫力。我自己一直感知上海的社区治理，感受到城市智商的提升。
（未完待续）
